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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诗阳在飞机上很少开口，交谈时故意用带浓重广东口音的生硬汉语介绍自己的公司，同时礼貌地和其他团友交换名片，态度相当温和谦逊，尽量使自己不被注意。
第二天早上七点，班机降落在约翰内斯堡的奥利弗·坦博国际机场。
本来斯威士兰国营航空公司拥有二十六架飞机和两条航线，但政变后由于国内局势不稳，加上新zhèngfu与西方交恶，英国和巴西都撤走了技术人员和中断零件供应。斯国的喷气机现在已经全部停飞，对外航空交通只依靠几架老旧的螺旋桨飞机维持，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线也因为飞机航程不足而停办。
南非现在是唯一和斯威士兰通航的国家。每星期两班从约翰内斯堡到马特萨帕的航班维持着两国航空交通，到斯国的乘客必须到约翰内斯堡转机。
考察团刚进入候机大楼，就有两个人迎上前。为首的是个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，留着板寸头的黑人。在他身后，跟着一个皮肤黝黑的亚裔青年。
刚见面，长着马来人面孔的亚裔青年就指着黑人，用汉语作介绍：“这位是斯威士兰经济发展部的德巴·穆萨拜先生。”
黑人点了点头，用糟糕到极点的英语致欢迎词：“我代表斯威士兰zhèngfu欢迎各位”
他的口语非常生硬，发音听起来像夹杂着英语音节的非洲土语，说话时一字一顿仿佛是在背单词，令人听后感到一阵恶寒。
亚裔青年用汉语说：“穆萨拜先生代表斯威士兰zhèngfu，欢迎各位到来。”
打过招呼后，两人带考察团走到斯威士兰航空公司的候机室。在室内放有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方形餐桌，上放满食物和饮料，那是为众人准备的早餐。
早上十点，考察团被小巴送到停机坪，然后登上一架“捷流－41”支线客机。
邓诗阳跟在队伍末端，从登机梯走进机舱。一股淡淡的臭鸡蛋气味钻入鼻孔，他下意识地揉了揉鼻子，左右打量着机舱内。只见飞机内部很残旧，打扫得很马虎，地毯和座椅的衬垫都没洗干净，上面残留着一块块浅黑色的污渍，让人望而生厌。
他沿狭窄的走道一直走到机尾才找到空位。二十九座的支线客机坐无虚席，机上除了考察团一行外，在机舱尾部还坐着三男一女四名西方人。
这四人全部是白人，年龄从三十到五十岁不等。他们穿着印有红色丝带标志和“naticc”的t恤，正聚在一起聊天。
“naticc”这个名字邓诗阳曾经在《60分钟》看到过，它是“恩赫兰加诺艾滋病治疗、讯息与咨询中心”的缩写。该组织成立于二〇〇二年，是个教会背景的非牟利机构。总部位于希塞卢韦尼首府恩赫兰加诺市，负责提供免费艾滋病毒检测，以及为防止病毒扩散作培训和咨询。
他把装着笔记本电脑的挎包放进行李箱，接着礼貌地向那位三十多岁的女士点头示意，然后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。
没过多久，随着咳嗽似的引擎声，飞机起飞了。
升空后，邓诗阳开始和旁边那位留着一头浅黄色短发的女士攀谈。
西方女性通常不会拒绝和那些温文有礼的男士交谈，这位充满知性气质的女士也不例外。特别是他称赞了她所属的组织，接着又对非洲的艾滋病问题表示关注后，两人很快找到共同话题。
她叫克劳伦·维特妮，是名澳大利亚医生，是一个由天主教会资助的医疗组织的志愿人员，负责在斯威士兰训练当地的医护人员。她和三名同事刚在ri内瓦参加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会议，正准备返回斯国。
经过一番对非洲艾滋病问题的探讨后，邓诗阳打听起了斯威士兰国内的情况。
“投资？你肯定是在和我开玩笑。”得知机上的人是到斯威士兰作商务考察后，维特妮的表情就像刚听到一个不好笑的笑话。
“那里现在简直一团糟。”
邓诗阳耸耸肩，无奈地回答：“很遗憾，但这是事实。”